本报讯 1999年3月4日，金华读者汪新章起诉红旗出版社《中华五千年》（古代卷·上下册）图书质量索赔案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开庭，首开国内因图书质量而提出诉讼请求之先例。
1998年3月，汪新章在金华市某商场图书城购得红旗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五千年》（古代卷）一套（书价32．80元），翻阅中发觉该书差错较多。多留一个心眼的汪新章为查清该书的差错程度，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，仔细地读完了两册书，并作了长达13页的勘误表。据汪新章提供的统计：该书共883页，有差错的436页，差错面近五成；全书标明70万字，差错927处，差错率1．4％，远远超出了国家有关行业质量标准。6月3日，汪新章向红旗出版社、经销商去信投诉，要求退书并索赔书价的一倍（65．6元）及勘误费500元。经销商朱某于次日与汪联系，同意退书及赔偿书价的一倍，并提出勘误费应与出版社联系。由于红旗出版社未予答复，7月30日，汪再次去信给该出版社负责人，但仍不见回音。
汪新章遂于1999年1月26日将一纸诉状递到婺城区人民法院民庭方明庭长手上，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红旗出版社对《中华五千年》（古代卷）的质量问题表明态度，退书、赔偿书价一倍及勘误费500元；第二被告（金华市某商场）和第三被告（该商场图书城）负连带责任。
1999军1月28日，婺城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立案。因汪的索赔金额数目不大，故诉讼费仅50元，然而立案后法院的调查取证工作却相当繁琐。方明庭长在被问及受理该案的初衷时谈到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，法院均应受理，虽然办理此案并无经济效益，但社会效益深远。“当然，就此案来说，我们希望各方能庭外和解。由于对一些证据认定上的难度，加之索赔勘误费并无先例，判决起来较棘手。”
在法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后，3月4日上午9时，这宗图书质量索赔案终于开庭。第一被告没有代表出庭，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也中途退庭，仅有第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胡某到庭。
原告汪新章对诉讼请求和索赔依据进行了陈述，第三被告当庭对赔偿书价一倍（65．6元）并无异议，但否认应负其他连带责任。在庭审过程中，红旗出版社给法院发来传真：“请求法院采取庭外和解方式解决问题。并将该书的出版情况说明、现金600元人民币寄来贵院，请转达原告。”方明庭长当庭宣读了红旗出版社2月24日给原告的信，信中对因未收到来信，因而未能及时表明态度表示歉意，并表示对质量低劣的《中华五千年》一书停止再版发行。
由于两被告的缺席，使各方当庭调解不现实，因此法院建议在确定600元款项到位后，汪新章能撤诉，并依法承担一半诉讼费。
事后汪新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撤诉是必然的，既然出版社表明了态度，犯不上再搞下去。他说：“我上诉的目的不在索赔金额，而是通过索赔，引起出版社对产品质量的重视，也希望社会一起来净化书市，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。”
随后，记者电话采访了红旗出版社，编辑部一位傅同志诚恳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，他承认出版社做出该书不再版的决定是在去年底，理由是总体效益不好。他还强调说，经编辑部自查后发现了较多文字差错在前，而接到一些读者的投诉在后。作为600元的性质问题，他认为是补偿而非赔偿，是对汪读者勘误工作的一种肯定和感谢的方式。他一再表示“欢迎读者对出版社给予监督、批评和指正”。
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，读者敢于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，反映了社会的进步，《消法》的普及也使不同行业的“王海”涌现。可以说婺城区法院作为基层法院有眼光有胆识受理此案，其社会意义超过了案例本身，才使汪新章合法的权利有机会得以伸张。但也有业内人士要提醒消费者，《消法》并没有赋予消费者漫无边际的权利，消费者若是动辄兴讼，使得执行《消法》的结果，造成产业界的相关成本（如诉讼费、保险费等）大幅增加，则可能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最后受害的还是一般的消费大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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